“我当时就是不想活了……”

“人生明明有那么多条路，我偏偏走上了不归路！”很多年了，小伟的这些话还在我的耳边回响。

【资料图】

在从事少年审判工作的三十多年里，小伟是让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。从抢劫银行被判十年徒刑的重刑犯，到改过自新重返校园的大学生，再到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技术人才，他用了11年零5个月。

那是一年春节，我收到了小伟的案子。一个大学生怎么会成为抢劫银行的罪犯？

带着这个疑问，我立刻给小伟在看守所的管教打电话。管教说，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，有时还有自杀的念头。

挂了电话，我忧心忡忡，事不宜迟，要马上安排提讯！于是，我和助理当天就赶到了看守所。

“为什么要这样做啊，心里是怎么想的？”最初他并不愿意敞开心扉，就是坐在那儿一直埋着头哭。

我并没有催促他，而是一直看着他，适时安抚他，“没关系，哭出来也许会好些，等你想说了再告诉我们。只有跟我们说清楚情况，我们才知道如何帮助你。”

终于，他停止了哭泣，泪眼婆娑地抬起头，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。

小伟出身于贫苦农民家，16岁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某全国重点大学。从偏僻乡村来到大城市，一切都让他感到新奇与陌生，他开始变得自卑，口吃加重，沉迷网络，以致学业荒废，想到了轻生。为了在自杀前筹集一笔钱，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他决定铤而走险。

“我当时就是不想活了，但想弄一笔钱给家人养老。”“法官，我的人生，还有重来的机会吗？”小伟的声音颤抖着。

通过与他谈心谈话，以及多方调查了解，我认识到，小伟虽然罪行严重，但仍是一个良知尚未泯灭，可以教育、挽救的孩子。

少年审判的对象是犯有罪错的未成年人，而非普通的罪犯。我们面对的不仅仅是案子本身，还有他们刚刚开始的人生。但凡能教育、挽救的，就一定要尽心尽力去做。挽救了一个失足少年，就是挽救了一个家庭，就会让正面的东西更多，负面的东西更少。

庭审中，我们反复为他讲解其犯罪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、给自己和家庭造成的痛苦，以及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。鉴于他能认罪悔罪，并未给银行造成实际经济损失，最终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十年，并处剥夺政治权利和罚金。

惩罚不是目的，庭审之外的有效跟踪帮教，才能够帮助他清扫悬在头顶上的阴霾。

宣判后，我们对他进行了遵纪守法和前途理想教育，帮助他树立积极向上、悔过自新的信心和勇气。

那些年，我坚持给他写信，了解他在监狱中的近况和思想动态，为他送去判后救助金和励志书籍，鼓励他勇敢面对、坚强前行，用一封封真挚恳切的信件，将他从一次又一次的悲观和迷茫中拉了出来。

这是一个冬天，他的生日快到了。通过监狱管教，我得知小伟的情绪又变得很不稳定。顶着严寒和风雪，我们远赴他所在的外省监狱。

“出狱后，社会还会不会再度接纳我？我真的很害怕。”“我怎么把自己的人生过成了这样？”有好几次，小伟的情绪都接近崩溃。

“和过去告别的最好方式就是痛改前非。只要你好好改造，就一定能够获得新生，我们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。”“你那么聪明，我们都相信你，你为什么不相信自己？”……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们的努力再次感化了小伟。他回信告诉我，“不管今后脚下的路有多么崎岖、坎坷，我都会带着您们赐予我的爱与勇气，奋力前行”。

在监狱里，他真诚悔罪、积极改造，累计减刑两年八个月。出狱后，他重返高中母校复读。七个月后，在全国统一高考中，以优异成绩再次考入某全国重点大学。

小伟上大学期间，我们会定期为他邮寄书籍和衣物，时刻牵挂和关心着他思想和学习上的动态。他一直担任学习委员，大二时获得全系唯一的国家励志奖学金，并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，顺利被某单位招录。

“是党和国家挽救了我，是法官们给了我第二次生命；法官们长期的帮教和资助，让我在绝望中看到了希望；法官们的教导和鼓励，为我重获新生点亮了勇气和信心的明灯。”毕业后，小伟带着大学毕业证书和入职通知，专程赶到北京，向法官们报喜，以表达他的感激之情。

这11年零5个月的时间里，他没有放弃，我们更是没有抛弃他。只要能够挽救孩子，时间再长，又算得了什么？！

从1987年9月海淀区法院少年法庭成立，我就开始办理涉未成年人犯罪案件。在审判和帮教工作中，我细心挖掘每一名少年被告人的闪光点，找准感化点，力图使少年法庭成为他们走向新生的转折点。

我有一个笔记本，上面记录了帮教过的100多名孩子的家庭情况、住址、联系电话，还专门记下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。每逢生日，我都会给他们寄生日贺卡、打电话了解近况。失足的孩子们都叫我“法官妈妈”。

在我们的帮教下，许多孩子迷途知返，重新启程，拿到了大专院校的录取通知书。每当收到他们被大学录取的消息，都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刻。

（记者：杨洁 责任编辑：李丹 来源：最高人民法院新闻局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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